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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学的历史担当
发布时间:2016.12.26    新闻来源:《社会学研究》   浏览次数: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他还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些论述对于繁荣和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意义重大。

  社会学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立足国情,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要研究方向,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社会学风格的学术道路。“问题导向”就是当代中国社会学风格的最鲜明的体现。当今世界上,像中国这样把社会学研究的问题与本国社会亟须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联系得如此紧密,社会学研究受到民众和政府如此高度关注的国家还是为数不多的。“问题导向”的风格,使中国社会学具有了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绝大多数的研究都聚焦于当前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二是开展了众多大规模、深入细致、持续跟踪的社会调查;三是以经验材料为支撑的研究方法成为了社会学的主流研究方法。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学在对小城镇发展、家庭结构变迁、乡镇企业崛起、区域发展模式、经济社会和城乡协调发展、当代阶级阶层结构、社会结构转型、全面小康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新社会治理等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上都取得了突出成就,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塑造了当代中国社会学注重重大现实问题研究的“中国风格”。

  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趋势,中国社会学应当继续发扬自己的“中国风格”,有自己的历史担当,深入地调查和研究关系我国中长期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对热点、难点、焦点问题也要从学理上给予解读和回应。在这里,我提出几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与大家一起探讨。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小康社会”是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的一个关于中国式宽裕社会的概念,是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阶段性目标。自197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小康”目标以来,近40年已经过去。就数量指标而言,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初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人均GDP800美元。2015年,中国人均GDP实际已达到约8000美元,是800美元的10倍。按照从现在到2020年我国GDP每年增长6.5%计算,大约在2022-2024年中国将迈入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门槛(目前的标准是人均GDP约1.27万美元)。按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数据划分,2015年国家收入分组标准为:人均国民总收入低于104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1045-4125美元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4126-12735美元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高于1273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WorldBank,2016)。在2015年世界银行统计的215个经济体中,高收入经济体有80个,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有53个,中等偏下收入经济体有51个,低收入经济体有31个。像中等收入国家一样,高收入国家之间也有很大差异。如果上不封顶的话,最高的卢森堡人均GDP高达11万多美元。如果排除最富的七八个特殊国家,发达国家包含了人均国民总收入两万多美元到五万多美元的几十个国家。

  沃勒斯坦曾提出“世界体系”的概念,并把世界各国分为核心国家、半边缘国家和边缘国家。他认为,一个国家要从边缘进入半边缘,或从半边缘进入核心,都是非常困难的(沃勒斯坦,2013)。纵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史,真正从边缘和半边缘进入核心(发达国家)的经济体,也就只有东亚四小龙、拉美个别国家、东欧少数新兴经济国家和少数石油输出国,总共加起来覆盖大约1亿多人口。相当一批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在人均GDP8000-10000美元这个水平停滞了很长一个时期。

  那么,该怎样认识中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呢?首先,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全世界发达国家的总人口也就只有十几亿,如果中国实现现代化,那将是世界史上的壮举,会在很多方面改变整个世界的经济政治社会格局,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巨变。其次,中国的现代化仍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即便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或迈入高收入经济体门槛,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是发达国家,在很多方面、很多领域达不到发达国家的标准。最后,中国具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许多有利条件,比如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还具有很大的变动弹性,特别是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在持续增强,区域发展的梯度格局形成雁形方队。2015年,中国已经有十个省市跨越了人均GDP1万美元的门槛。另外,中国人力资本增长的潜力仍然巨大,还有推动未来发展的广阔空间。但是,我们也不能轻言中国没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毕竟一个世纪以来从边缘进入核心的大国十分罕见。

  中国即将迈入高收入国家门槛的这个统计上的事实,与我国民众的现实感受可能有较大抵牾。这种抵牾也反映了我国在很多方面与现代化国家还有较大距离,中国的现代化还有很艰难的路要走。中国社会学要理性、冷静、全面、准确地研究和判断我国当前发展的历史方位,要有一个分析我国现实发展中各种社会现象的总逻辑。

  二、经济新常态和“社会结构转型”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快40年了,而目前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世界经济自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似乎进入了一个漫长的低增长周期。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概念来说,这是“新平庸”(newmediocre)时期的到来,而这个时期究竟会持续多少年,短期内并无定论。就国内经济来说,原以为在长达30年的GDP年均约10%的增长时期结束之后,我国还会经历一个持续约20年的GDP7%-8%的增长时期,但没有想到7%以下的GDP增长时代到来得这么快。

  实际上,这样一种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除了受国际形势的影响,背后更深刻的原因还是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从十几年前就开始了,但变化的压力从来没有像今天感受到的这么强烈。产业结构升级的大势,让人感到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与此相适应,我国的社会结构转型也进入一个新阶段。

  中国社会学界大概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才开始讨论社会结构转型问题,尽管这个问题其实是社会学研究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经典问题。当时,学者们就讨论过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关系,并且认识到相较于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结构转型是一个更加漫长、坎坷和艰难的过程。所谓社会结构转型,实际上就是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过程,它暗含的假设是这些巨大的结构性变动具有一种连带的相关性。根据这种相关性,漫长的现代化过程可以分成几个大的阶段,比如工业化初期,对应人口大规模地向城市集中;工业化中期,对应城市的郊区化扩展;工业化后期,对应所谓“逆城市化”等。目前,虽然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加大,但社会结构转型的大船并没有因此而减速或停滞,仍在破浪前行。只不过,这种转型不再是以脚手架铺天盖地、厂房密布、高楼林起等为符号特征,它更像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换言之,大量的来自社会经验层面的资料和数据显示,我国的社会结构并没有像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已经固化,相反,我认为它仍具有非常大的变动弹性。国际上一些国家的发展经验也表明,即便是在经济增长较慢的时期,社会结构仍然会发生深刻变化。

  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结构转型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城乡之间的社会流动仍在快速进行,以各种形式表现出的非农化、城镇化走势依然强劲,无论是在经济产出、就业、居住等方面,还是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取向等层面,都是如此。二是职业之间的社会流动也在快速进行,现代服务业呈现出最为强劲的增长,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不仅超过了工业,也超过了工业和农业之和。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转折,一个新的、庞大的所谓“白领”阶层正在形成。三是以创新为驱动力的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正在兴起。如果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波社会大流动是资本驱动的,第二波社会大流动是城镇化驱动的,那么现在的第三波社会大流动就是创新驱动的,这三种社会流动是当前中国仍然充满活力的重要基础。社会流动的走势是提高社会产出、提高社会效率、增强社会成员的能力。如果非要用什么指标来阐释的话,这个大变化可能一直要持续到我国城镇化水平达到75%、第三产业人员比重达到6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0%以上才会逐步稳定下来。

  当然,要准确把握社会结构转型这样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需要不断研究新的阶段性特征,要把这样一个宏大的课题进行层层递进的具体化。我们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和未来挑战,与改革开放的前30年相比,已经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在城乡一体化进程、劳动力供给关系、职业结构变动、收入分配格局、老龄化社会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具有标志性的“转折点”。换句话说,改革开放以后前30年的发展,与我们正在进行的后30年的发展,似乎是两个具有不同特征的大阶段。我曾经用“经济起飞阶段”和“新成长阶段”来概括(李培林,2012),但还不能说非常准确,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社会学需要研究这种大的阶段性变化,以便我们在变化万千甚至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中寻觅出一些规律性、规则性的东西。有的学者认为,当代社会学研究的分化和细化会使“宏大叙事”失去意义,我认为这种观点有些偏颇。但研究“碎片化”也是要避免的一种格局,研究的突破要从聚焦和细化两个方面用力。

  三、新发展理念与创新驱动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际形势和国内发展阶段性特征的重大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特别是在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实现了我国发展理念的与时俱进。践行新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是指引我们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发展实践的行动指南。

  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发展理念中,相比较而言,社会学对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研究已经有不少,但对创新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创新这个概念,实际上与社会学一直在研究的“社会动力”有密切联系。

  人们逐渐意识到,观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发展现状和发展前景,除了用一组指标来评价其发展水平,更重要的是看其是否具有持续推动发展的“社会动力”。这种“社会动力”决定了发展潜力和发展前景,说到底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创新能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现在说“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2016)。“社会动力”(socialdynamics)是社会学的核心概念。但社会学中所说的“社会动力”,还不能说是一个规范的科学概念,而且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社会学,对创新的研究都还十分匮乏。

  经济学试图用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些指标来测定创新能力;科技界则习惯用R&D投入强度、发明专利授权数、高新技术产业比重等指标衡量创新能力;社会学则用创新精神、社会流动频率、结构变化弹性等来描述社会动力和创新能力。

  我们所说的创新,并不仅仅指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也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的创新,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要使创新成为社会成员普遍追求的行为,必须有鼓励创新的制度保障和文化氛围。如果一个社会的制度总让创新者吃亏,让标新立异者受千夫所指,那么创新的萌芽就很容易被扼杀在摇篮中。

  就社会群体来说,企业家精神、科学家精神和知识分子精神也许是最能集中体现创新意识的。企业家每天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对无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特别是在产业结构升级和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不创新就是死路一条。但创新也不仅仅是社会精英的事情,“企业家精神”所对应的是“工匠精神”。工匠把一项小技术做到极致,这也是一种创新精神。瑞士的工匠可以把钟表做得出神入化,德国的工匠可把吃饭的刀叉做得世界闻名,日本的工匠可以为拧一个螺丝钉列出六道工序。没有这种“工匠精神”的依托,“天使投资”和“企业家精神”也会成为泡沫。所以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蕴含在理论、制度、组织、文化中的一整套创新体系。

  “社会动力”是比“创新”更加宽泛的概念。我觉得社会学应当从“社会动力”这个问题入手,展开对创新驱动的一系列研究,特别是在政府、市场、社会这样一个三维框架下,形成对“社会动力”和“创新驱动”的分析和解释体系,这也是一门“新社会动力学”吧。

  四、社会公正和农民普遍富裕的问题

  尽管按照基尼系数的变化,我国居民人均年收入的差距从2008年达到顶点后开始回落,但从国际比较看,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在世界上还是比较高的,这并不符合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也不符合我国改革的初衷和目标,更不符合广大民众的普遍期待。

  从影响我国收入差距的因素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对基尼系数在上升后出现拐点并缓慢回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社会成员个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扭转。在这方面,社会学应当特别注重对社会公正的研究,社会公正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社会公正”或“社会正义”(socialjustice)与“社会平等”或“社会公平”(socialequality)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并不是完全一样的。社会平等是基于事实,对社会差异的客观评价,而社会公正则是基于价值观的价值判断。对同一事实,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比如,把重点大学的招生名额向欠发达地区倾斜是一种社会公正,因为不同地区的孩子享受的教育资源有较大差异,但重点大学所在城市的居民则认为这是对他们子女的一种不公,因为分数面前应当人人平等。再比如,企业家认为凭本事发财致富理所当然,一般民众则会对少数人迅速暴富的合理、合法性抱有疑虑,甚至产生“仇富”心理。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个人禀赋、能力、贡献等产生的收入差距将是常态。实践证明,民粹主义和平均主义的“大锅饭”观念是极为有害的,但又必须解决好社会公正问题,特别是杜绝各种不合理、不合法因素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在这方面,培育具有社会共识的“社会公正”价值观至关重要,而现实中这方面的价值观则有些四分五裂。当然,产生共识的基础是要有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有一个橄榄型的收入分配格局。

  在我国,解决社会公正问题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解决好农民问题。社会学要特别注重研究如何使我国农民普遍富裕起来,如何更有效地减少和消除贫困。老一辈社会学家,从费孝通到陆学艺,都把“志在富民”作为研究宗旨,而“富民”则首先是让农民普遍富裕起来(费孝通,1999/1983;陆学艺,2002)。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差距仍然较大,而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背后是更大的福利差距,既有子女教育、就业、医疗、养老、购买住房等方面的福利差距,也有各种不易觉察的福利差异,如道路设施、水电供给、垃圾清理等。从乡村体制进入城市体制,仍然如跳龙门一般艰难。比如最近媒体关注的“垃圾围村”问题,城市有统一的垃圾处理制度,但农村的生活垃圾处理问题却多数要村落居民自己想办法解决,一些农村区域甚至成为城市垃圾的倾倒场。现在还有很多农民靠着人均一亩多的土地生活,谷贱伤农的事件周而复始,小农的农业经营比较收益持续下降,大农业的规模经营极难普遍化。怎样才能让农民普遍富裕起来呢?对中国来说,这是个世纪性难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即便消除了农村极端贫困,农民的普遍相对贫困状况也仍然难以消除。

  五、社区、社会组织和创新社会治理问题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变,其中一个巨变就是社会治理方式的变化,即从单一的政府治理方式向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多元治理方式转变。在传统治理体制下,“社会”这个词有时是带有贬义的,如在提到“社会人员”、“社会车辆”时,多半意为成分复杂的闲杂人员或车辆。现在这种不易管理的“社会领域”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界限也变得模糊,如网络聊天社区、微信朋友圈等,单靠政府既管不了,也管不好。在社会治理中如何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成为创新社会治理的一个核心议题。

  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中,要形成政府、社会、市场的治理合力,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我国的“社会力量”要根据我国国情比较宽泛地去理解,不能一说“社会力量”就要完全依靠民间自发。要特别注重发挥工青妇等人民团体、行业协会、城乡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和各种社会组织的作用;要善于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做好新社会阶层、新社会群体的工作;要使约八亿网民、近两亿信教民众都成为我们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好家园。

  保一方平安历来是社会治理的最基本要求,也是第一位的要求。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平安是老百姓解决温饱后的第一需求,是极重要的民生,也是第一位的发展环境”(习近平,2016b:223)。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我国改革的一条极为重要的经验。要善于用法治的方式解决好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处理好维权与维稳的关系;要加大食品药品监管力度,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和医疗的安全;要保护好生活的环境,让群众喝上清洁的水,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要依法治网,营造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的网络空间。

  以上谈的五个问题只是根据个人的思考所做的概括,并非系统的阐述,类似的问题还有不少。总之,我认为社会学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从那些我国发展过程中亟须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入手,在我国改革和发展的每一个重要阶段都贡献社会学界的智慧,推动社会学的成长,这就是“中国社会学的历史担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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