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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管理外部体制建设亟待加强
发布日期:2011.08.22    |   发布处:   |   阅读次数:

社科管理外部体制建设亟待加强

李保平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也要求要努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使哲学社会科学成为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力量。十七大报告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是新时期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必将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科研转型、理论创新、方法创新、管理创新不但是新时期党和政府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要求,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创新实践的重要载体。就管理创新而言,《意见》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要深化内部改革,转变管理方式,增强活力,壮大实力,形成创新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强的运行机制。
    改革社科研究机构内部管理机制很有必要,但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内部机制、体制改革必须要有外部条件的支持,要有外部机制、体制的衔接和配套,如果忽略外部条件而自行改革,势必使改革的效率大打折扣。目前论者多注意从哲学社会科学机构内部管理的角度探讨科研管理创新的路径,但对社科管理外部体制的研究注意不够,甚至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从而影响了研究的深度和改革的实效。

    社科管理中的外部体制建设

    哲学社会科学要发挥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作用,离不开外部机制与体制的建立,甚至可以说,外部机制与体制建立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到哲学社会科学服务国家社会的动力、形式和质量。所以,外部环境是哲学社会科学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服务社会的重要制度平台。
    在古代中国,儒学成为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除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外,更主要的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平台来保证的,如宗庙祭祀制度、文官制度、选官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道德规范等。知识分子正是通过这样一些制度平台发挥其咨政育人作用的。从中国历史来看,尤其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是在我国古代,为游离于体制外或因各种原因无法进入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发挥作用专门设计的幕府制度,地位和作用类似于今天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其运行机制对我们在新形势下如何发挥思想库、智囊团作用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幕府制度是中国古代权臣、戎帅、疆吏、牧守甚至县官引荐亲信士人以入府署参与行事决策的制度。“幕府”原指古代将军的府署(因军队出征使用帐幕,故称),亦指运筹帷幄之大将。后世将地方军政大吏的府署称作幕府。幕府中的僚属称幕僚。故幕府制度也称幕僚制度。幕僚同正式的官吏有明显的区别,其主要功能为:置备顾问、咨议谋划、参与决策、掌握机要、典属文书,乃至迎接宾客、经办庶务或代主巡行出使等,其中尤以参议决策和掌握机要为重。总之,幕府制度作为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必要补充,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置备顾问、咨议谋划、参与决策的职能定位以及制度设计,对新时期哲学社会科学机构以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发挥思想库、智囊团作用将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通过中国古代幕府制度的历史观照,也充分说明思想库、智囊团的功能定位不能单纯依靠口号式的宣传、功利性的利用和随叫随到的服务形式,要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作用,还需要建立相应的外部制度平台。

    社科管理外部体制建设的障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基本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研究机构体系,随着哲学社会科学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已经日渐被人们所认识,党的十七大报告和《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将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放在了同自然科学同等重要的地位,哲学社会科学迎来了又一个发展的春天。但发展环境的改善与哲学社会科学地位的提升并不必然说明现行的哲学社会科学体制特别是外部体制是合理的和有效的。我国现行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有较多的计划经济的时代特征,另外,新时期对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库与智囊团的功能定位也需要相应的制度保障。因此,改革现行体制中不适合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就显得尤为迫切了。
目前影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外部体制性障碍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同各级党委政府之间信息沟通渠道不畅,造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时效性降低。由于历史原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被编为事业单位,并长期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在科研转型和加强应用对策研究的过程中,同地方党委、政府的决策处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无法及时掌握地方党委政府决策信息,无法了解决策的执行过程,应用对策研究的前瞻性往往变为政府决策结果的合理性论证,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实效性和咨政功能大打折扣。
    第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应用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造成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无法有效地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影响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思想库、智囊团的功能有被虚化的可能。《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指出,党委和政府要经常向哲学社会科学界提出一些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注意把哲学社会科学的优秀成果运用于各项决策中,运用于解决改革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中,使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只有成为党和政府的决策依据并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才能实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价值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人生价值。从目前情况看,我们还没有建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与党委政府决策的转化机制,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同党委政府决策的关系还处于决策—合理性论证的发展阶段,而距离理想的关系模式:互动—需求—论证—决策—跟踪(监督)—互动的要求还相去甚远。
    第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还缺乏必要的物质保障制度,截至目前,我们还没有建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经费保障机制。随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入和社会的复杂化程度提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已告别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的时代,突出表现为对物的依赖性的日益增加,经费保障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外部条件,如何解决科研经费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经常面临的最为头痛的问题,应用对策研究又进一步扩大了对资金的需求,经费不足已成为制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顺利实现科研转型的瓶颈。
    第四,应用对策研究的价值还没有从政策层面上得到完全的体现,从事应用对策研究的科研人员还面临着评聘职称、社会评价等方面的现实问题。传统观念认为,应用对策研究不是学问,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从事应用对策研究往往被认为是不务正业,在社会评价、职称评定等方面受到许多限制,有些限制甚至是政策性的,比如在评定职称时对公开发表的论文、专著以及发表字数的规定就明显对从事应用对策研究的科研人员不利。

    进一步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管理外部体制的建议

    我国现行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既有计划经济时代的痕迹,又有改革开放后对原有体制的改革与创新,有较为明显的过渡性特质,其现实性往往表现为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既有促进又有阻滞。因此,改革现有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建立全新的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是时代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改革涉及面广,比较复杂,要坚持稳步推进、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在当前形势下,综合历史与现实因素,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改革哲学社会科学的外部管理体制。
    第一,建立各级党委政府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机制,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能够及时了解党委政府的所思所想,以便及时作出决策咨询。目前可先考虑建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负责人列席党委政府常委会制度,待条件成熟后在各级党委政府内设信息交流机构,使其成为沟通双方信息的平台。
    第二,要建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机制,真正发挥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只有转化为政府的决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才能得以体现,应用对策研究更是如此。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现实转化率低,已成为制约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主要障碍,程序性的事前论证、合理性的事后论证已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常态,常此以往,将严重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的价值实现和声誉。要建立重大决策事项事先论证制度和执行制约机制,切实保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和应用对策研究成果的权威性。
    第三,要建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物质保障机制,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有可靠的资金保障。科研经费短缺是目前社科研究机构面临的普遍问题,已成为制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瓶颈。各级党委政府要制定专门针对哲学社会科学机构的经费管理办法,对社科研究机构的资金拨付要高于其他机构并稳步增长,使社会科学研究的经费保障不但有章可循,而且稳步提高。
    第四,建立哲学社会科学评价制度,突出应用对策研究的学术价值。我国现有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是以公开发表文字量和学术性为评价指标的,由于学术性评价因人而异,容易引起许多的歧义,这样,文字量就往往成为衡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价值的唯一指标,形成发表文字越多越有学问,越有学问,价值越大的评价机制,而对是否真有价值,能否真正推动社会进步在所不问。在这样一种评价机制中,应用对策研究的价值根本无从体现。目前我国尚无哲学社会科学价值认证制度,建立适合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需要的新的评价机制势在必行。
    第五,改革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性质,赋予其一定的事务权,同时应建立应用对策研究的问责机制,增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责任意识。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机构属事业单位,这种单位属性导致咨询义务与决策执行权的分离。以至于今年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直言“淘汰一批经济专家”。专家学者对经济形势预测的拙劣表现原因较为复杂,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咨询义务缺乏有效的问责体制,如果赋予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国家机关的性质并授予其一定的事务权,使其责权利相结合,则可有效避免这种现象,这也是古代幕府制度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
    第六,注重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选拔干部,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聪明才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从事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同时,也有自己的价值追求,目前我国干部选拔制度基本上排除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从政的可能性,这种制度安排不但浪费了大量的优质干部资源,而且极大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所以,注意从社会科学工作者中选拔官员,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吸引人才,改善哲学社会科学外部发展环境的重要举措。
    第七,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立法工作,依法管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提出要重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立法工作。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社会科学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还不能做到有法可依。建立法治国家是未来中国的必然选择,要学会用法律的手段管理哲学社会科学,当前哲学社会科学机构所面临的性质问题、经费保障问题、成果转换问题、评价制度问题等,只有通过立法,才能获得有效的认定和规范地解决。在当代中国的现实环境中,虽然我们不能奢望通过一部立法解决哲学社会科学的所有问题,但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立法无疑也是创新科研管理外部制度的重要内容。(作者单位:宁夏社会科学院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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