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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西征: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伟大创举
发布日期:2011.08.22    |   发布处:   |   阅读次数:

宁夏社会科学院理论研究中心

 

今年,是红军西征75周年纪念。

红军西征,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伟大创举。从某种意义上看,这是万里长征的继续,是红军抵达陕北后生存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扩大苏区、建立苏维埃地方政权的有效途径;更是与国民党东北军达成默契、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必然。山城堡战役的胜利、“西安事变”的发生成,全民抗战大旗的揭起,都闪烁着红军西征的光芒。

  一、红军西征在宁夏

  在地域空间上,宁夏与陕甘宁边区大本营——陕北是连为一体的。以现在的辖区看,红军西征在宁夏主要是在中南部地区,同心是指挥中枢所在,彭德怀的西方野战军总司令部就设在豫旺堡;徐海东部在豫旺县城——下马关;韦州,是红军与马鸿逵军队对峙的前锋。西征时期宁夏同心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东与陕北根据地相连;南与西兰交通枢纽固原相接;西可越黄河抵河西,发展的空间很大。明代以来,豫旺堡、下马关、韦州等都是驻固原陕西三边总督南北用兵的要道,也是军事设防的重镇。从陕甘宁根据地的开辟与扩大看,无论是以宁夏中南部为中心向南、西、北发展,还是进退防御陕甘宁边区,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同心外围是交锋的战场,南部是国民党东北军,西部是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北面是独守宁夏的马鸿逵部等。就是在这样一个围剿堵截的空间中,红军西征同样开辟了广大的苏区,建立了豫海回族自治政府等苏维埃政权,换起了民众,尤其是广大回族群众,凝聚了抗日力量。

  二、西征背景下,毛泽东眼中的宁夏与“宁夏战役”

  红军西征推进很快,宁夏盐池、豫旺、下马关、同心等地皆成为新苏区的地域,向南已达固原的七营、黑城、杨郎一线。毛泽东考虑如何打通苏联的通道,在西北地区有两条:一是宁夏及绥远西,是捷径;一是河西走廊,但路途遥远。他还是倾向于在宁夏作文章,如果外蒙古能出兵策应并解送军械,又有渡河作战条件,则出宁夏最为有利。但这个前提是必须要坚决打击马鸿逵部,进占灵武、金积、海原、固原,外围延及甘肃靖远地区。尤其是占据宁夏后,可解决当时红军财政费用与粮食供给问题,“天下黄河富宁夏”,宁夏是粮仓。特殊时期的“宁夏战役”的计划,就是毛泽东占领宁夏、打通国际通道战略思想的体现。为此,还专门成立了宁夏工作委员会。

在毛泽东眼里,红军西征向甘肃西部发展,重点在宁夏。因为宁夏是陕、甘、宁、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从自然地理环境看,宁夏气候比绥远、青海、陕甘北部都好,且是产大米区域,在西北为最富庶。“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史上,在全国统一战线上,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 缘此,便有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1936年月10月11日下达的“宁夏战役”的作战纲领的出台,要求各方面军作好渡河和攻击宁夏的准备。10天后,西征前线总指挥彭德怀就宁夏战役的部署致电毛泽东,提出战役分两步进行:第一步以红一方面军主力占领黄河沿岸,以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进攻中卫,牵制马鸿逵部。第二步,渡过黄河控制宁夏门户;适时攻占宁夏省会。同时,用一部分兵力袭占定远营。定远营,当时是阿拉善旗旗政府所在地,是贺兰山外围可资耕种的地方,与宁夏省垣成犄角之势,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由于各种军事对垒上的突变关系,宁夏战役的部署被迫停止。但从历史的角度审视,红军西征开辟了广大根据地,在宁夏大地上创建了多处苏维埃政权;西征打通了一、二、四方面军会师的通道,凝聚了抗日力量;西征延伸了红军与东北军的关系,团结了抗日力量。这些重大历史意义,在表象上集中体现在此后不久的山城堡战役上;更深层的意义——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宁夏战役虽然未能最后实现,但意义重大。

三、红军西征,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在经历千难万险之后的历史性转折。宁夏西吉、同心,是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会师的重要地区,也是宁夏地方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红军西征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北上的二、四方面军会师扫除障碍,开辟会师的地域空间。西征之初,毛泽东就电告二、四方面军,借有利时机或出甘肃,或出青海,由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方向接迎。而蒋介石此时调大军围剿,要将红军隔开,将红军与张学良东北军隔开,将红军与苏联隔开。同时,再加上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举动,给红军会师带来更大困难。

1936年7月下旬,蒋介石调集各路大军,不但进攻陕甘宁边区,而且围剿西征的西方野战军,同时部署王均、毛炳文等部专力阻拦二、四方面军北上会师。在这个过程中,西方野战军全力以赴,充分利用西征开辟的苏区和路线向西南推进。8月底,当二、四方面军离开甘南北上时,西方野战军由豫旺堡南北向西出动,迅速控制了中宁至固原大道以西、海原以东地区,以军容整齐、士气旺盛之态势活动于固原、海原地区,迎接红军会师。10月22日,红一、二方面军在今宁夏西吉县将台堡胜利会师;11月中旬,红军三大主力在宁夏同心城会师。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信中通报了这一喜讯:“三个方面军已全部在西兰大道会合” 。为策应红二、四方面军会师,西方野战军在宁夏境内进行过数次较大的作战行动并取得胜利,如盐池战斗、王家团庄战斗、下马关战斗、红水城战斗、七营战斗等,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扫清了障碍。

随着红军主力的向东转移,主战场也向东转移,时空的变幻生成了“山城堡战役”。山城堡战役的结束,预示着红军西征的结束。1936年月12月12日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是逼迫蒋介石全面抗战的源起,也是全民抗战的开始。但“西安事变”的源起,却与红军西征有着内在的联系,更是与山城堡战役有着千丝万缕地联系。山城堡战役有力地打击了蒋介石的反共气焰,稳定了西北地区的局势,尤其是陕甘宁根据地。山城堡战役进一步使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身上看到了抗日的希望。同时,也促使张学良、杨虎城更加坚定了与中共联合抗日的决心。“山城堡战役是西安事变爆发的直接导火线”(曲涛、李仲立著《陇东老区红军史》第327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是有道理的。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先生在他著名的《西行漫记》中写到:“1936年6月,我的一位中国好友带给我中国西北出现了使人惊讶的政治局面的消息——这后来终于导致蒋介石总司令被扣的惊人事件,扭转了中国历史的潮流。”(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7页,新华社会1984年)这里,斯诺已经把红军西征、“西安事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内在原因联系在一起了。山城堡战役的指挥者彭德怀在他的自述中谈到山城堡战役时说:“此役虽小,却成为促成西安‘双十二事变’的一个因素。(《彭德怀自述》第217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也是说山城堡战役与“西安事变”的关系。1984年版的《西行漫记》出版时,胡愈之先生在“中文重译本序”里说:“1936年,中国正酝酿着由长期的反共内战转变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抗战,而这也就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实际上也都是在说红军西征与“西安事变”的关系及其之后所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伟大意义。

  1936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中央关于西安事变的通电,毛泽东在作结论时指出: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是站在红军的侧面,受红军的影响很大(《毛泽东年谱》上卷第62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毛泽东也谈了这个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涵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战争史上,红军西征前后只有数月时间,持续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这个伟大创举本身、包括它所创造的业绩却在改变着历史。红军西征,迎接二、四方面军并三大主力会师、山城堡战役、西安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这是一个链条上不同时间内有密切内在关联的几大环节,它们之间有着深层的联系,有着直接的关系,是那段历史进程中特殊的表现形式。在交通、地理、生存环境极端困难的西征大地上,面对国民党大军的前追后堵,红军走过来了,并与结成的抗日大军一直走向抗日最前线。毛泽东高举爱国同胞联合抗日的旗帜,赢得了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的拥戴,西安事变的发生,成为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转折。彭德怀在他的《彭德怀自述》里说:“如果我军当时把王均(国民党围剿红军的一部分)军消灭,西安事变就可提前”(《彭德怀自述》第217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红军西征与西安事变的关系说得更为直观。面对西安事变,毛泽东审时度势,发表声震中外的声明:“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出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设使内战扩大,张杨长期禁锢蒋氏,则事变的进展徒然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8页,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历史已经证实了这一切。

70多年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长征精神激励着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永往直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今天,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90周年的时候,我们更加追念那些曾经驰骋在西征大地上的红军英雄,也怀念那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身的前辈们。(执笔:薛正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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